黎真主党袭击以军基地 以军袭击黎武器制造厂

股权或权利变动合同的行政审批尽管批准合同有否效力，但也关乎主体的市场准入资格，譬如，外商投资者不得经营的领域，或不得作为外商独资企业经营的领域，外商投资者作为股权受让人的合同，不予批准，外商投资者因此而不具有市场准入资格。

所以，数据安全管理就是数据安全风险相对可控的状态。数据安全中的安全，包含了国家数据安全、企业数据安全和个人信息安全三个不同的层面，我们可以将此称为数据安全的三个维度。

在监管体制中，需要处理好不同部门间的横向关系，以及不同层级——中央到地方——的纵向关系，甚至还包括国内监管和国外监管主体的关系，这是构建高效、合理监管体制的基础。从行政法治基本原则讲，现代行政法一方面强调要赋予管理权，但另一方面要考虑管理权运行的程序、规则以及对它的外部法律控制，保证权力运行的合法性、有效性、比例性和正当性等。这三个方面从目前的草案来说都存在不同程度的缺位和不到位。企业数据安全主要指数据的保密性（confidentiality）、完整性（integrity）、可用性（availability）。从国家安全层面来说，总体安全观逻辑上也包含了发展观，安全与发展是一体的，这也就是强调相对安全的用意所在。

国家、企业、个人的权利义务关系，是数据安全法公法视角的第一个重大问题。例如，《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中也涉及到国家保密审查，国家保密审查也是从国家安全角度来做，但是至少在法律上并没有明确排除法院可以进行司法审查。而随着国家任务的增加，政策入法，已成为行政法的一大特征。

[39]参见[日]中村英郎：《新民事诉讼法讲义》，陈刚、林剑锋、郭美松译，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19-22页。而个人相对于国家、相对于社会的地位也在悄然发生变化。规范多数当事人间的利害调整过程和政策实施过程是行政法的特质之一。[日]大橋洋一「行政法総論から見た行政訴訟改革」三辺夏雄ほか編『法治国家と行政訴訟』(原田尚彦先生古稀記念)(有斐閣、2004年)18頁参照。

[6]在夜警国家之下，行政的任务主要在于维持秩序，行政法就是要对这种秩序行政加以规范。如果没有对基础、原理、体系的系统把握，行政法学就可能沦为对策性的技术而迷失发展的方向。

它以经济上独立、精神上自主的市民作为人的基本形象，[3]私人享有不受国家干预的自由，国家和社会之间保持一定的距离，形成一种对峙[4]关系。[37]2000年行政诉讼法解释第12条将原告明确为与具体行政行为有法律上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新的多层次架构格局可能是私人相互间的实体法关系、实现公益之程序法关系以及个人循民主正当化程序成为以实现公益为任务之行政主体关系(组织法关系)。在风险行政中通常认为，安全是相对的，需要在科技发展的水平、经济发展的要求与人民对安全的要求之间作出合理的平衡。

从功能上来看，行政程序大致可以分为权利保护型行政程序与利害调整型行政程序，前者重视权利人的权利保护，后者重视与第三人的利害关系调整。但法院作为司法机关，能解决的更多是能依法处理的利害关系。[16]公益也有自身的界限，公益的认定也要受到审查，而不再是在任何场合都享有绝对的优先地位。这些财产补偿的做法均使公共利益和私人利益获得共存。

而在具体的调整过程中，两种功能的行政法在行政机关解释适用法律的面向上存在一定的差异。这种利害关系的内容，不仅包括权利，还包括尚未成为权利的合法利益。

藉由信息的充分性、协调过程的透明性、各方主体的参与性，行政调整决定的合理性就有了制度性保障。在关乎第三人重要法益的迫切危险中，行政机关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危险的存在、而且也有手段去避免这种危险的发生，却不行使其法定权限，造成第三人权益受害时，行政机关应当承担国家赔偿责任。

在大陆法系的历史中，行政法的原初定位就是议会用来控制行政权的规范。对于公听会等，也要求形成会议记录或纪要，并负有公开的义务。相对于合法违法必选其一的命令强制措施，诱导措施适用于禁止与放任的中间地带，通过财政、金融或信息等手段来影响私人的行为动机，诸如给环保产业以税收优惠、梯度水电价格、农业生产补贴、残疾人创业的信贷扶持等，进而促进公益上所希望的目标或抑制公益上不希望的目标，实现国家的政策目的。[29]赵宏：《法治国下的目的性创设——德国行政行为理论与制度实践研究》，法律出版社2012年版，第424页。而利害调整型行政法则要求行政机关有所作为，介入私人的领域、排除来自第三人的侵害或者维护社会的公平性，两者在功能上有互补性，共同维护个人的自由与尊严。[19]它通过法律预先规定行政活动的基准，来保护私人的权利利益。

[德]平特纳：《德国普通行政法》，朱林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52页。(三)调整的标准 所谓调整标准，也就是根据什么调整的问题。

而在三方关系中，法院主要是审查行政机关为实现行政目的对相对人造成的授益或侵害、以及对第三人造成的侵害或授益是否均衡、妥当，是否符合立法授权所要实现的状态。行政机关应作为公益的代表进行协调，应使协调的结果合乎公益的要求，而不是简单地维护某一方主体的利益。

朱芒：《中国行政法学的体系化困境及其突破方向》，载《清华法学》2015年第1期。通过参与等制度，利害调整型行政法也补强了传统行政法藉由依法律行政原理而获得的民主正当性。

其次，行政机关应本着公益的目的、以中立的立场进行调整。在行政程序中参与的主体多元化，参与的方式多样化，行政机关的行为形式也随之变得多样化、具有灵活性。[24]这一概念之所以在二战后出现，实际上是意识到了扩大撤销诉讼诉的利益的倾向，[25]让事实上受到侵害的第三人也有可能享有行政诉讼的原告资格。典型案件可参见吉德仁等诉盐城市人民政府行政决定案，载《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03年第4期，第36页。

反观当下的中国行政法制，它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行政法的利害调整机制，但在总体观念、实体、程序、救济机制上尚需参照行政法的利害调整功能作出种种扩充和变革。按照传统理论，对于授益性行为，并不需要法律授权，但这显然不符合依法律行政原理的原有旨趣。

在念泗三村28幢楼居民35人诉扬州市规划局行政许可行为侵权案中，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指出了相邻权案件的审查重点：本案中的当事人不是具体行政行为的直接相对人，而是因相邻权受到侵害而提起行政诉讼……本案28幢楼居民因认为扬州市规划局核发给东方天宇公司的2003076号《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侵犯其日照、通风、采光等相邻权而提起行政诉讼。[7] 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自由防御型行政法的现实基础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17]但现代的行政活动日趋多样化、复杂化，建立在对峙关系上的自由防御型行政法已无法悉数涵盖，因而必须作出适当变革。四、利害调整型行政法的基本功能 相对于传统的自由防御型行政法、相对于私权间利害调整的民事法，利害调整型行政法具有自身的特色，大致可以发挥以下几个方面的基本功能。

换言之，由行政机关来作为调整的主体，这也是区别于民事法上利害调整的一大特征。而在利害调整型行政法中，给付诉讼、相邻人诉讼乃至集团诉讼等成为新的诉讼形态。在1989年之前，只有法律规定的可诉行为的直接相对人，才可以成为行政诉讼的原告。因而，规制的主要手段与行使警察权的情形不同，其目的在于调整相互对立的利害关系，积极介入社会秩序的形成，因而原封不动得像警察消极原则和比例原则那样是不妥当的。

尊重和保障清晰地表达了国家的双重任务：一方面对人权负有消极意义的尊重义务，尊重个人的自由。私人可以细致地表达自身的利益和效用，可以灵活应对种种状况，所以私人承担的民法规范适合于纤细的状况反应性控制。

如对建筑业主和附近居民的建筑纠纷进行调整就是其例之一。在调整的过程中，行政机关是各方的斡旋者、调停者，也是公益的代表者、程序的指挥者和参与者，当然也是最后调整的决定者。

集体利益如何认定、谁来代表集体利益，均为难题。行政机关既可以直接运用调查来的信息调整个案中的利害关系，也可以公开、甚至公布某些政府信息，借助于市场等社会机制，使相关社会主体趋利避害，充分发挥信息的调节功能。